文宣讲校史 | 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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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

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

轻盈数行字，浓抹一生人

寄望后来者，成功报师尊

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在浙大历史上，自然也有众多谆谆如父、殷殷似友的老师，师生之情，一往而深。

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

1936年竺可桢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国内大学普遍存在师生关系疏远问题。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

“自从我国创设学校以来已逾三十年，这三十年当中，在设备和师资方面，不能不算有进步，但是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并没有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其上焉者，教师传授他们的学问即算了事；下焉者，则以授课为营业。在这种制度下，决不能造成优良的教育。”

竺可桢校长

1937年9月，竺可桢与西天目山禅源寺方丈商定，决定浙江大学1937级新生迁入禅源寺就学。经过实地考察，竺可桢发现，禅源寺地处深山，远离城市，借寺办学，师生可以朝夕相伴，不仅授课便利，对于陶冶品格也十分有利，被认为是实行“导师制之理想地点”，导师制遂于当年10月12日得以正式施行。这在当时的国内高等教育界尚属开创之举。教育部迟至1938年3月31日才在全国大学中发布训令，实施导师制。

竺可桢先生与教师在天目山禅源寺前合影

在自由投票选择导师的过程中，曾出现了“竺可桢‘言志’”的一段佳话。当时有位机械系的学生马国均，票选竺可桢校长为自己的导师，成了竺校长唯一督导的学生。首次会面时，竺可桢先生便详细问询了马国均的家乡、成绩、婚恋情况，以及选择他当导师的理由等事项，叮嘱“随时有事来找我，不需要先问过诸葛秘书”。这是竺可桢给予他的一项珍贵特权。竺可桢还在写给马国均的私人信件中一律以“友生竺可桢”自称，将所导学生视为朋友，充分体现了竺可桢对学生的尊重。

竺可桢先生（一排左三）与浙大同学合影

当时竺可桢问马国均毕业后有何志向，马答将来考公费留学。

竺又问：“留学学什么?”“航空工程。”竺可桢听后说：“你们这一代很幸运，对自己的前途知道怎样选择，而且有无限的不同的选择。”马国均听了反问道：“校长的意思，我们这一代很幸福?”为了解答马国均的疑惑，竺可桢把自己的一段“立志”的往事说给他听：

“我是前清末年被选拔去美国留学的。当时年仅16岁，剪了辫子才准上船。到了美国连英语都听不明白，莫说选课了。校方问我想学什么，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沉思了一会儿，我说，中国以农立国，我要学农科。学了一年农科，觉得没有味道。有人说理科比较新颖。于是，我请求转系。校方问转什么系，我答：想读与农业有关的理科。那位美国人一面摇头，一面翻阅学校基本概况。说：有了，读气象怎么样?又是理科，又与农业有密切关系。就这样，我学了气象。”

竺可桢接着对马国均说：“我们那一代人，连立个志愿都不知道如何去适合国家的需要，你们这一代人，不但人人都有能力选择志愿，而且机会那么多，这不是幸福是什么?”

这段师生对话，激励了浙大师生奋发向上的风气。而马毕业后，竺又专门写信托人安排工作，甚至马国均和后来的妻子也是经竺可桢先生介绍认识的，其关切之情炯然。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浙大物理系的一个学生想申请去欧洲留学，于是写信给当时理论物理界的权威--玻尔先生，请求推荐。远在丹麦的玻尔回信说，浙大有诸如束星北（爱因斯坦的助理，中国雷达之父），王淦昌（国际上首次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这样的世界一流物理学家在，根本没有必要来欧洲留学。

的确，灿若星辰的浙大人中，束星北先生绝对是极为耀眼的一位。他被王淦昌先生称作是“最受欢迎的老师”，更是一手培养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两弹一星功勋程开甲院士等人。

束星北教授在上课

束星北先生讲课，既不用讲义，也不用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提纲。他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而在课堂中仰望束星北先生的众多学生中，束星北很快发现了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人，在他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这位学生决定由原本所修的电机系转到物理系开始学习。他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李政道先生。

李政道先生在演讲

当时每隔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理学院所在的湄潭专程来到一年级新生的集中地永兴一次，和物理系的学生讨论。因为这个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星北先生来永兴，李政道都是唯一的学生，而他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星北先生帮助李政道建立起对物理学的整体认识以及学习物理学的自信，使他一生受益。由束星北和王淦昌轮流主持的物理讨论课，面向大四学生开课，常常讨论一些物理学最前沿的研究课题和动向，很受学生欢迎，李政道当时虽然是低年级学生，却也是每课必到，深受启迪。

王淦昌先生（右）与束星北先生（左）合影

一九四四年暑期，因为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李政道去看她后，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搭乘的卡车失事，李政道人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他身上。他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动。一九四四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停顿。恰好束星北教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李政道亦随了束星北教授一起去了重庆。在重庆和束星北教授告别时，束星北教授送了李政道一本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这是束星北当年在英国苏格兰Eddingburgh大学，随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李政道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星北教授送他的书为伴，收获颇多。

而后来李政道先生则因为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而与杨振宁先生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也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他在晚年回忆时还说到，“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不计辛勤一砚寒

桃熟流丹，李熟枝残，种花容易树人难
幽谷飞香不一般

诗满人间，画满人间，英才济济笑开颜

师与生，是学术上相互搀扶的行者，亦是情感上共振共鸣的同伴。谆谆如父，殷殷似友。愿每个人都能如马国均、李政道先生般幸运，遇到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启蒙光源，在光芒下思考，向光明前行！

参考资料：

1.浙大校史研究网：《浙大西迁过程中的导师制》

2.李政道：《怀念我的老师束星北》

3.图片来自网络

师与生

令公桃李满天才

何用堂前更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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